《蜀志》是《华阳国志》最为重要的篇章，也是与今天的成都关系最为紧密的内容。如果按照该书的记载，成都地区早在上古传说时期即已是古蜀国的中心。而由望帝杜宇所创建的古蜀国，文明之盛，地域之广，超越今天普通人对古蜀地的想象。而望帝、丛帝的动人故事更是流传千古，至今为人景仰。《蜀志》开篇说：“蜀之为国，肇於人皇，与巴同囿。至黄帝，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，生子高阳，是为帝喾。封其支庶於蜀，世为侯伯。”也就是说，蜀国建立于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皇时期，这就是此书《巴志》所说“人皇始出，继地皇之后，兄弟九人，分理九州，为九囿。人皇居中州，制八辅。”作者指出蜀国与巴国的肇始的时代，属于同一“囿”。所谓“至黄帝，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，生子高阳，是为帝喾”等内容，与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的相关记载相同。这记载非常重要，表明蜀国自立国以来，就与内地中原一带联系紧密。虽然巴蜀文明有其自身的地域印记，但其历史、文化都有华夏文明的痕迹和影响。古蜀国不仅与中原文化联系紧密，而且还参与“武王伐纣”这样的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变革。在《尚书·牧誓》中，蜀人曾是武王伐纣中的。据此载，古蜀国的范围不小：“其地东接于巴，南接于越，北与秦分，西奄峨墦。地称天府，原曰华阳。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，江汉遵流。《夏书》曰：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泉源深盛，为四渎之首，而分为。”这就勾画出古代蜀地的大致范围和其境内的山川地貌。蜀国东边与巴国为邻，南与云贵接壤——因古代的云贵等地为百越居住地，北面则与秦地相接，西边即为峨眉山、璠冢山相连。其间自然条件优越，物产丰富，有天府之国之誉。所谓地曰华阳，即是说华山之南是其。古人以为岷江就是长江，我们现在知道，它其实只是长江的主要支流。这里所说的“东别为沱”，是说江水流经灌县进入成都平原后的各条水系，如柏条河、徐堰河等，而非沱江。《汉志》在蜀郡郫县下注：“《禹贡》江沱在西，东入大江。”在郫县境内西部出于江而又东入于江者，只有柏条河。此河入新都后叫毘河，至金堂汇入青白江、绵远河后南下，至泸州汇入长江。如此说来，“东别为沱”当指今天的柏条河。“泉源深盛，为四渎之首”是说岷江出岷山后，细小支流注汇繁多，水量丰沛，为四渎（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河）之首。离开三峡后，分出了很多的支流。，指很多江。此时的蜀中物产之丰富：“其宝则有璧玉、金、银、珠、碧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、（左赤右者）、垩、锦、绣、罽（音ji记，毛织品）、氂、犀、象、毡、丹黄、空青、桑、漆、麻、纻之饶，滇、僚僮仆六百之富。”所谓宝，即宝藏和土特产品。灌县玉垒山出璧玉，而四川境内的岷江、沱江、涪江、金沙江、嘉陵江、雅砻江等流域都产沙金，至于其他矿产如铜铁锡等皆蕴藏丰富，所以才有天府之国的美誉。富豪人家还可以劫掠居住在蜀地的滇、僚等少数民族作为僮仆。蜀地气候温润怡人、自然条件优越，“山林泽渔，园囿瓜果，四节代熟，靡不有焉”，是很好的宜居出身之地。《蜀志》更进一步记载了蜀中上古历史，属于传说时期，富于神奇色彩：“后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农，一号杜主。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，宇悦之，纳以为妃。移至郫邑，或治瞿上。七国称雄，杜宇称帝，号曰望帝，更名蒲卑。”这段文字非常重要，杜宇之前，虽有蚕丛称王，柏灌、鱼凫继其后，但杜宇却是最早称帝的。文中提到杜宇教民务农，可见蜀人已从渔猎步入了农耕时代了。这里还记载了一个爱情故事，朱提（今云南昭通，与蜀比邻）的一位女子叫朱利，朱利外出旅游到了江源，与杜宇相遇，并被杜宇纳为妃。杜宇于是移居到郫邑，后来就称了帝，号望帝。望帝建国于郫邑，就是今天的郫县。郫县至今仍然保留着望、丛二帝之陵寝——望丛祠。据此载，望帝所建的国规模颇为可观：“（杜宇）自以为功德于诸王，乃以褒斜为前门，熊耳、灵关为后门，玉垒、峨眉为城郭，江、潜、绵、洛为池泽，以汶山为畜牧，南中为园苑。”这是一幅很壮阔的画面：以汉中之褒斜道作为入川的隘口；熊耳（青神县南的青神峡）、灵关（通往西北少数民族地的关隘，在越西郡）为后门；将玉垒山、峨眉山作为城墙；以岷江、潜水（渠江）、绵水（绵远河、洛水及西亭江）作为水池；将汶山一带适于放牧之地作为畜牧资源，南中就是今天四川凉山、宜宾一带及其比邻的云南、贵州等地。如果常璩所述不误的话，杜宇所建之国地域范围之广极为可观，几乎包含了今天的云贵川的主要部分了。物产丰富，使得古蜀人生活得不错，从《蜀志》记载的情况看，当时的蜀人在吃已经十分热衷：“尚滋味”。有意思的是，《蜀志》作者常璩对蜀人好吃的解释颇为奇特。作者认为，蜀处中华西南，而西南于八卦中居于坤位，故蜀为坤乡。据《易·说卦》所记：“坤为文。”所以，《蜀志》说“其卦值坤，故多斑采文章。”“其辰值未，故尚滋味。”家认为，八方配十二辰，西南方为未、申、酉。据《史记·律书》云：“未者，言皆成，有滋味也。”这就是尚滋味的由来，而“德在少昊，故好辛香。”家还认为，四方配四时，西南属秋。秋又有孟、仲、季三秋之分，《礼记·月令》云：“其曰庚辛，其帝少昊其味辛。”也就是说，蜀人好吃并喜欢辛辣的食物，从八卦的角度看，是一种自然的现象。蜀人给人的印象是机灵狡黠，《蜀志》也用古代观念予以解释，认为蜀地为二十八宿中的舆鬼相应，而鬼性机敏狡黠，《方言》云：“自关而西，赵魏之间谓之黠，或谓之鬼。”因为蜀与舆鬼星相对应，所以蜀人“君子精敏，鬼黠。”人多悍勇。古蜀国建立后，了上古时代农耕社会经常会出现的水患难题：“会有，其祖决玉垒山以除水害。帝遂委以政事，法尧舜禅让授之义，遂禅让于，帝升西山焉。”上古时代洪水泛滥是比较普遍也常严重的大问题。这时，杜宇的“相”担任起治水重任，“决玉垒山以除水害”。据《蜀王本纪》：“望帝以鳖灵为相。时玉（垒）山出水，若尧之洪水。望帝不能治，使鳖灵决玉山，民得陆处。”按这个记载，开凿玉垒山之离堆工程常久远的事情，而不是后来人们认为的是秦太守李冰所凿。李冰所造的离堆不在灌县，而在乐山。与大禹治水成功而接受了舜的禅让一样， 凭治水业绩也获得杜宇的禅让。但是，蜀人对杜宇十分怀念。常璩写道：“时适二月，子鹃鸟鸣，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。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，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。”《蜀王本纪》也记载：“望帝去时，子规鸣，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。”这是一则很令人的故事。蜀人怀念禅让贤能的望帝杜宇，他首先教民务农之功是不能忘却的，而他委派治水，并将帝位让给，蜀人更是。人们认为子规的啼鸣声就是杜宇的声音，开始一年的农耕之时，要先向杜宇祭祀致敬。晋代文学家左思在《蜀都赋》中叶说：“鸟生杜宇之魂”，说杜宇的精灵化为了子规鸟。帝即位后，号丛帝，据《蜀志》记述：“丛帝生卢帝，卢帝攻秦，至雍，生保子帝。帝攻青衣九世有帝，始立庙，以酒曰醴，乐曰荆，人尚赤，帝称王。”帝攻青衣，就是征服少数民族，青衣指四川芦山县一带，是当时的青衣羌人的居住地。而氏传九世之时才立庙，仿效中原礼乐制度，不再称帝，改称王。《蜀志》写道：“时蜀有五丁力士，能移山，举万钧。每王薨，辄立大石，长三丈，重千钧，为墓志，今石筍是也，号筍里。未有谥列，但以五色为主，故其庙称青、赤、黑、黄、白帝也。王自梦郭移，乃徙治成都。”这里叙述了王的墓葬礼仪，每当其君去世之时，立长三丈的大石柱作为君王墓葬的标志，后人称石柱为石筍，也叫石筍里。据《记》记载：“石筍在郭内州城西门之外大街中。”杜甫旅居成都草堂时还作诗《石筍行》：“君不见益州城西门，陌上石筍双高蹲。”可见，氏之墓前石筍在唐代时还是成都一处著名的古迹。宋人杜田说：“石筍在衙西门外仅有五十步，二株双蹲，一南一北，北筍长一丈六尺，围极于九尺五寸；南筍长一丈三尺，围极于一丈二尺。”然而，石筍在南宋陆游入蜀时已断裂。石筍里其实就在成都西门外的石筍街，今天青羊区石筍街小学就是其旧址。氏时期在成都一带遗留的许多石旧址，城西成都军区内的武担山上的武担石、石镜；五块石（南郊公园附近）；地角石（在成都西北角，已毁）这些都是蜀王墓前的重要标志，折射了时代石文化的丰富信息，rixifu是值得深入探索研究的古代地域文化的宝库。另外还有大禹出生地的石纽，蜀中出土的石槨以及石锁、石担等。